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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作者:戴万春 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10月23日 点击数: 收藏 打印文章
 

  1967年,我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因“文革”受阻,毕业分配一直拖到1968年秋季,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会战指挥部,地点加格达奇。我望着中国地图的右上方,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标出的“大兴安岭”四个字的狭长地带和“鄂伦春旗”的那个县级小圆点,呆呆地看了半天。

  军宣队领导在宣读完分配方案后,还讲了许多话,可我都没记住。只记住了一句:“凡是已经分配的毕业生必须在三日内离开学校!”

    我决定利用这三天回一趟江苏,去看看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妈妈,和家人道个别。说是三天,实际上去了旅途,在家呆了不到一天。

    “妈,我们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了大兴安岭,听说那里挺艰苦的。”到家的当天晚上,亲朋们都走后,我跟妈妈说。原以为我的话会让妈妈感到愕然和震惊,谁知妈妈的一席话竟让我感到愕然和震惊。

    “苦?还能苦过我领着你要饭那时候?你念这书,都是政府供的,人家让你去哪儿,你就得上哪儿;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还能说啥?”

    “妈,我去的那个地方离家挺远的,就不能常在跟前孝顺你老人家了。”“男人走四方,在家有啥出息!乡下人的日子就是这样儿。人家能活,咱也死不了。你不用惦记。”

    我心中缠得最紧的一个结儿,让妈妈的话给缓解了。我匆匆告别家人,义无反顾地登上奔赴大兴安岭的征程。谁知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在北京站买票和发行李时,才知道加格达奇已经通火车了。从北京可以直接买到加格达奇的票,只是要在齐齐哈尔转一下车。这使我的心明朗了许多。1968年9月13日,我来到了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会战的首府——加格达奇。

    下车后,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热烈欢迎各路人马前来参加会战的轰烈场面,也没有新闻纪录片中报道大庆会战那种红旗招展、号子声声的景象。

    天正飘着雪花,我浑身打冷颤,发现自己这一身学生蓝的单制服实在是不合时令。于是,便赶忙去行李房领取行李。但因齐齐哈尔转车,行李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到。

    当天晚上,特区革委会作为老干部代表的副主任王永生到招待所看望我们。组织组的同志宣布:“明天早饭后,带好行李,在门前集合,一起乘车去特区‘五·七’干校参加第二期大中专毕业生学习班。”由于我患上急性重感冒,第二天,领导让我留在招待所休养。十天后,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了塔河,当晚,我便乘坐一趟客货混编的列车赶往塔河。车厢里没有电灯,挂着一盏马灯,靠门的一张坐椅上还预备了几根蜡。列车员是一个铁道兵战士,开车前给仅有的几位旅客讲明这是临时运营的火车,条件简陋,请大家谅解。

    火车逛荡了一整夜,到了当时的铁路终点——塔河车站。但那会儿,塔河还根本没有车站,站台还是未成形的土堆。

    我跳下车,把行李倒腾到地上,却不见接站者。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来了一辆空卡车。我迎上去向司机师傅打听区政府有多远,怎么才能租到车前往。司机师傅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便叫车上站着的几个女工下来帮我把行李装上车,请我坐到驾驶室里。没多一会儿,车就到了区政府门口。楼前站满做广播体操的人。司机对着人群大声喊:“北京又来大学生了,快接一下!”领操的一位军人赶忙过来问了情况,便热情地同我握手,并自我介绍姓周,是“支左”的军代表。然后便回身招呼人过来卸下行李,搬到楼里的过道上。周代表把我送到二楼的组织组。组织组有两个人,年纪大的男同志叫胡克林,年轻的女同志叫赵清琳。胡克林说,“你先到招待所住下来,好好休息几天,等过了国庆节再商量分配工作的事。等真到了工作岗位,就难有这样清闲的时候了。”

    招待所在车站附近的一片空地里,由四架帐篷和一栋用大白块(大白块是一种泡沫状的轻体建筑材料,代替红砖,俗称大白块)建的食堂构成,周围是刚收完白菜的菜地。

    我被分配到塔河林场(现在叫塔林林场),林场是1965年建的,条件好些,为了照顾我,所以把我分配到塔河林场。并让我到机关办公室的财务去结算从北京来的差旅费,并按文件规定领取7~9月份工资。

    这是我今生第一次领取工资。工资执行大学毕业生实习期的标准,在七类地区每月49.5元,加上45%的林区津贴,就是七十多块钱。三个月一块儿开竟二百多元。当时,这些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激动地数完钱,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寄了三十元,而且给对我上学帮助有恩的几位亲友家各寄去十元。

    第二天,林场到塔南建材厂拉砖的车捎脚儿接我。司机打开车门,冲我喊道:“是不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快上车吧!”

    车上装的砖已经快平大箱板了。听车上的装卸女工说,为了接我还特意少装了一层。在女工的帮助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行李一件件弄到车上。车虽然开得很慢,很平稳,但我还是紧张得出一身汗。

    公路依山傍水,蜿蜒伸向山里。一排排山林迅速向车后移去。这时我想起了一首鄂伦春民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就这样,我奔向了毕生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站。

    塔河林场场部在呼玛一支线14公里外的一个叫“西戈”的地方。当时,这里已经有了一百多户人家。除了办公室、小学、三用堂等几栋大白块建的房子外,工舍和民居都是桦树条加泥的简易房(俗称板夹泥房)。在我到西戈的前后,有1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这里。后来在塔河县担任过领导的郑元瑞、程进先、刘满生、辛长奎等同志,当年都在西戈参加过“劳动锻炼”。还有更多在西戈出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了塔河县和林业局中层领导。

    林场负责接待我的是调度员毕殿栋,他说林场领导都到区里开“三级干部会”了,现在只有他在家里管事,但我来报到和工作安排的事,领导在电话里都交代了。他问我在大学学什么“技术”,我说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是干什么的?”他又问。

    我想了想,说:“我也说不好。”

    毕殿栋说:“看你人挺机灵,就把行李搬到木匠房,去学木匠吧!”在木匠房我安顿好住处就上班了。开始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屋外的一垛毛板一块块抱进屋,分别送到各位师傅的工作台边。我不知道落叶松毛板那么扎人,没抱几趟,手便扎满了刺,立刻肿起来,疼得直钻心。一位叫刘善平的师傅赶紧去找毕殿栋给我批了一副半面涂着黑浙青的白线手套,帮我挑了半天刺儿,还领我到卫生所涂了药水。木匠师傅们都劝我先别干了,可我说没事,继续坚持抱板。

    我的木匠梦仅仅做了两天。第三天一上班,毕殿栋来木匠房找我说:“戴大学呀,林场领导都回来了。书记要找你谈话,还说不让你学木匠了,得到第一线接受锻炼。我给你安排到二工队了,明天跟着上山干活儿。”说完,便领我到书记那儿去。路上,我心里直嘀咕:到了林场木匠房怎么还不算第一线,还不是接受锻炼呢?

    林场书记叫白喜枯,是位转业军官,听说在部队当过营教导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两个钟头。他说的内容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永远忠于毛主席。说是全区正在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每天都要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要认真去做。二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这里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隔江相对,国际上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林场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希望我站稳立场。三是要在大学毕业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说这里已经来了许多大学毕业生,但从北京分来的,我这还是第一份儿。

    我回到木匠房,二工队的刘副队长已经接我来了。当时的塔河林场只有两个采伐小工队,住在同一栋简易大工棚里。一工队住东屋,二工队住西屋,中间是过道,有烧地火龙的灶眼儿。屋里是木板钉的对面两排大铺,每个大铺挨排铺着二十来个行李。屋子中间躺放着汽油桶做的炉子,整天烧木柴。尽管地上有炉子,铺下有地火龙,但地面仍很潮湿,我装书的纸盒箱没几天就发了霉。窗户是用塑料薄膜钉上的,不透气,所以屋里总是充斥着潮气和霉臭味。工人们在食堂里打了饭,总端回到工棚里,坐到大铺上一面喝酒一面吃。傍晚收了工,都把潮湿的鞋和鞋垫放到大铁炉子周围烤干,以便第二天上山再穿。

    刘副队长把我的铺位挤插到大铺的中间,据说这是最佳的位置。林场用电是自备的柴油座机发电,到晚上9点就熄灯了,不一会儿便軒声四起。在工棚的第一夜,我说什么也睡不着。我穿上衣服走到门外,尽管地面上覆盖着白雪,但外面仍是一片漆黑。10月的大兴安岭之夜已经很冷,风吹着周边山林发出哗哗的浪击声,猛然会有树枝折断的“嘎、嘎”声、猫头鹰的怪叫声和连串的狗吠声,让人觉得屋外也不幽静。此时,我怎么也体会不到诗人贺敬之在著名长诗《放声歌唱》 中写的诗句意境:“大兴安岭的林场呵,怎么竟如此美丽!

    凌晨3点钟,在我刚刚眯瞪入睡的时候,便有人喊大家起床了。电站房不知啥时候恢复了供电,大家急忙穿衣、叠被、洗脸,到食堂打饭。然后夹着饭盒,分别爬到几台集材拖拉机后面的搭载板上向山场开去。

    山场在林场附近的四支线里面。四支线全长八公里,到了四支线尽头,还要沿简易运材道走上一公里多,所以,到作业现场时,天都大亮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早就喊起床。

    我的活是砍伐道影,下午3点收工的时候,我的双手竟起了几个血泡,有的已经磨破,满手都是血迹,连新发的斧子把儿和镰刀把儿都染红了,手非常疼,腰、背、肩、腿也都疼。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地跟大家爬上拖拉机回到工棚。我身边的同志发现我的手坏了,金队长忙让刘副队长赶紧领我去卫生所,并让我明天休病假。

    第二天,我并没有休病假,又跟大家一起上了山。金队长拉起我缠着纱布的手问:“行吗?”我说:“没事儿!”

    刘副队长不让我再去砍伐道影了,给换了个放炮的工作。就是把打开路影的集材道上留下的大树根,凡推土机推不动的,就先用炸药崩碎。他找到一个树墩,给我做示范:先是找到一个能深到树根底部的部位,用镐和铲掏出一尺多深的洞,把白色粉末状的炸药放进捣实,然后把导火索与雷管接好,小心地把雷管插到炸药里,再把挖出的土回填好,用燃着的烟头把导火索引着,人跑出五十米开外找个大树后趴下,等炮响过一段时间后,人再出来。

    小时候,我最害怕过年放鞭炮了,所以,在整个示范过程中,我紧张得要命。刘副队长点完火拉着我跑到一棵大树后让我藏好时,我闭紧两眼,双手捂住耳朵,心都收紧了。炮响时,我的心也差点跳出来。但刘副队长问我能不能干时,我怎么也说不出“我害怕”这三个字,只是低声说:“行! 没问题,试试吧!”

    刘副队长听了,高兴地说:“放炮这活儿可是技术工种,要是干计件,就是俏活儿,累不着还能多挣钱。”接着,他又嘱咐我几点要领,让我一开始少放几炮,最多别超过5炮,每炮的导火索长度,根据先后顺序按比例递减,还要求我到11点半钟时,务必连放3炮,作为通知大家午休吃饭的信号。

    我说都记住了,他便把自己的手表、香烟、火柴和必需的工具都交给我(我当时还没有表,也不会抽烟),又把一小箱炸药、一捆导火索和用手绢包着的十几个雷管帮我放到安全的地方,在旁边的小树上拴条毛巾做记号,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再三嘱咐“小心”,便走了。

    我沿着伐开的集材道找到几棵树墩,开始干起来。也许是因为手疼,也许是因为把握不住尖镐,东一下,西一下,就是刨不到点儿上。我便跪到地上用手抠,谁知草根连着树根,一块土也抠不出来。我又用铁铲挖,可看着挺松的土,却像带弹性的海绵一样,愣是挖不进去。当挖出一个约三十公分深、直径十多公分的洞穴时,已是满身大汗了。我坐到树墩上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想:得修正一下刘副队长教导的“技术规范”。第一,不放连炮,要一炮一炮单放;第二,导火索放长一倍。我认为这样可以增大安全系数。

    我用了5棵火柴才把烟卷儿点燃,颤抖地接到导火索上。“嗤!”导火索蹿出一溜火星,我就开始跑,不知跑出有多远,终于找到一棵粗树,蹲到了树后面。等呀、等呀,这炮就是不响,可能是哑炮,便蹑着脚,一步一步往回挪。

    “轰”一声巨响,许多大小不等的碎块飞上了天空。一个不明物体 “啪”地一下落在我的安全帽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下。回到炸碎的树墩跟前,看着那1米多深的坑,我蹲下去,呜呜地哭起来。

    “你是咋搞的?一头午咋就放了一炮?让你放的3响信号炮咋也没放?”刘副队长不知啥时候站到我面前。我抬起头,看着刘副队长,说:“刘队长,我胆小,这活儿干不了。”第三天,又给我换了新的工作——烧开水、馏饭。

    刘副队长说这活儿没危险,也不用费太大力气,挺适合我干的。烧柴在附近的树林里拣,水到30来米远的一条小河沟里去刨冰,用麻袋背回来用。结果,也没有做好。烧火馏饭,闻到煳味,才忽然想到没放冰,当把冰倒进锅里,听见“咔”的一声,锅炸裂了。午休的工人陆续回来了。当大家弄清楚一切后,说什么难听话的都有。此刻我恨不得地上裂开一条缝儿能够钻进去。我心里在哭喊:“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啊!为什么啥事儿都干不好啊!”

    “大家别吵吵了!”金队长厉声喝道,“谁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会干的,人家能从北京来到咱这山沟就不简单,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你以为人家这辈子就是给咱们烧水呀?大家今天就克服吧,前些天不都是就着雪吃凉饭吗?”大家默默地吃完饭后,一位山东籍老工人到我跟前,轻声说:“戴大学,给俺念封信吧!”说着就给我一封家信,念完信,又说:“你能不能帮俺写封回信,给家报个平安?”

    我赶忙到帐篷里取出随身携带的书包,从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纸,简单问了一下他老家的情况,便刷刷地写起来。不一会儿,我把写好的信念给别师傅听,他连连点头说好,周围的人也大声说好。原来,大家一直在注视着我。这时,又一位江苏籍老工人对我说:“刚才是俺骂你了,你可别往心里去。等哪天休息,俺请你到家里喝酒,让你嫂子杀鸡,烙油饼。这会儿你就也给俺往老家写封信吧!”

    工人师傅们呼啦一下子围上来,纷纷给我赔不是,纷纷求我代写家信。我的眼睛潮湿了……

    金队长招呼大家继续上工。一位姓陈的青年工人一起身,突然又仰面摔倒。我分开众人,跑上前一看,发现他脸色蜡黄,牙关紧闭,探探鼻孔,断了出气。我急忙从上衣兜里拿出一支装着针灸针的笔杆儿,抽出针扎进他的“人中”,双手掐他的“合谷”。一会儿,他长长出了一口气,眼睛慢慢睁开,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我便请金队长赶快设法送他下山到林场卫生所检查、医治。

    “呀,戴大学还会看病,真不简单呀!”不知是谁夸了一句,于是大家一起鼓起掌来。

    其实,我并不真正会看病,只是在学校等待分配的时,呆着没事干,便买了一些中医学书籍看起来。学了一些简单的针灸知识,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此后,我在山场虽然又换了不少工作,如到装车场捆索带,跟拖拉机给原条检尺,挑土篮修建四支线延伸路等等,但每天给大家讲解毛主席著作、读报纸、写家信、义务针灸等几乎成了主业,我开始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69年11月,我在西戈安了家,1970年5月,我被调到塔河林业局计划科,第二年把家搬到塔河镇,从此,便离开了西戈。但在这个人生奋斗历程的第一个驿站所经历的一切,却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